基礎文獻補充教材_文藝復興

 

羅馬教廷的藝術與哲學風潮

 

邱建一2012.2.20.

文本來源:Eamon Duffy, Saints and Sinners: A History of the Popes., (USA)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212-217.


 

一直到15世紀末為止,其他的教宗,除了卡里圖斯三世(Callistus III, 1455-1458)之外,都是熱情的文藝復興運動贊助者。接任卡里圖斯的是席也內艾尼亞斯席爾維歐皮可洛米尼(Sienes Aeneas Silvio Piccolomini),也就是庇護二世(Pius II, 1458-1464),則是一位知名的義大利人文主義者。艾尼亞斯是馳名義大利境內外的藝術鑑賞家、歷史學家以及情色戲劇和故事的作者。

他的繼任者保羅二世(Paul II, 1464-1471)則是威尼斯的貴族,喜愛奢華的生活,並特別鍾愛競技、典禮以及羅馬式的嘉年華會。此外,他對自己的英俊容貌極感驕傲,並戲稱自己為「俊美教宗二世」(Pope Formosus II)。保羅是教宗歐格紐四世的姪子,作為一個典型的文藝復興業餘愛好者,以及這個身分所帶給他的地位及財富,使得他在還擔任樞機的時候,就建立了自己獨有的古董及藝術品收藏,在他擔任教宗的時候,發起一項重建歷史遺跡的計畫,包括萬神殿(Pantheon)、奧里略(Marcus Aurelius)騎馬雕像,以及提圖斯(Titus)凱旋門。此外,羅馬第一份印刷文宣品也在他任內出現。

教宗對藝術的贊助到了法蘭契斯可德拉羅維勒(Francesco della Roverer)的時候達到了最高潮。法蘭契斯可也就是後來的西克圖四世(Sixtus IV, 1471-1484),他曾經是方濟會的神學家,他的姪子朱利安諾德拉羅維勒(Giuliano della Roverer)則成為後來的朱立亞斯二世(Julius II, 1503-1513)

從一開始,教宗西克圖就以極盡慷慨的贊助來掩飾他出身自窮困方濟會的事實。僅僅他加冕典禮用的三重冕,就價值100,000杜卡特金幣(ducats),這個數字超過教宗年收入的1/3。西克圖積極投入一項非常奢侈的重建計畫,足以實現尼古拉五世的許多抱負。建築計畫包括了興建西斯托大橋(Ponte Sisto),這是自古以來第一座跨越台伯河的橋樑,目的是要疏散從聖安傑洛橋湧進的朝聖神潮,以避免西元1450年的悲劇再度發生。他重建位餘波爾哥(Borgo)的聖靈棄嬰醫院(Santo Spirito)以及人民聖瑪利亞教堂(Santa Maria del Popolo),後者成為德拉羅維勒家族的陵墓,俯瞰朝聖者從北方進入城市時的入口。

教宗西克圖最有名的計畫則是梵蒂岡內的西斯汀禮拜堂(Sistine Chapel)。這棟建築不但是設計為教宗選舉的場所,更是作為200名神職人員開會以及一般禮拜的場所。這200名神職人員與教宗組成了所謂的「教宗禮拜堂」。西克圖是音樂的熱愛者,除了興建禮拜堂之外,他還創立了「西斯汀聖樂詩班」,以便在教廷禮拜一是進行中演唱合適的輝煌音樂。這座禮拜堂的窗戶間,裝飾了28個彩繪壁龕,分別是從第1到第3世紀的教宗肖像,以及當代最偉大的畫家所繪製的一系列壁畫,描繪摩西以及基督的生平。

這些壁畫並不只是禮敬上帝的裝飾品而已,更是意識型態的表述,充滿了教廷型態的象徵。例如波提且利(Botticelli)的畫作〈可拉的懲罰〉(Punishment of Korah)之中,主題就是可怕的懲罰降臨在那些反叛摩西的人身上,而摩西是上帝的司鐸、國王,以及先知。摩西在這裡代表的是教宗的「典型」,或者先知的象徵。這幅畫上的題詞寫著:「挑戰摩西的人要遭到律法的懲罰」。當時的人可以很輕易的瞭解,這是暗示大公會議運動,以及對於當時正在和教宗進行戰爭的義大利王侯。

位於禮拜堂的另外一面,與前者相輝映的是裴魯季諾(Perugino)繪製的〈基督授與彼得鑰匙〉,這一幅畫上也有相類似的題詞:「挑戰基督者要受到律法的懲罰」。這幅畫的背景部分,畫的是一則關於稅丁的福音故事,在這個故事中,基督與俗世羅馬帝國之間的關係受到質疑;另外的一個故事則是基督在迦百農會堂訓示之後,有人向他砸石頭,在故事中,他作為宗教導師的權威地位受到別人的否定。畫的前景,基督將象徵宗教權柄的金鑰匙交給彼得,而金鑰匙下頭掛著另一把普通金屬製作的鑰匙,則象徵著俗世的權力。這個畫面,刻意呼應了由葛利果七世與英諾森三世索承襲下來的教廷版「雙權力論」。這個理論認為,教宗同時握有宗教與俗世的權力,教宗直接執行宗教權力,世俗權力則是透過信仰基督的統治者來執行;教宗就如同基督一般,在宗教與世俗兩方面的地位都是至高無上的。除了委託這些藝術創作,西克圖也繼續發展尼古拉五世其他的計畫,也就是完成梵蒂岡圖書館的創設,並任命一位人文主義學者巴托洛米歐普拉提納(Bartolomeo Platina)為圖書館館長。

朱立亞斯二世是西克圖四世的姪子,他延續叔父的作法,贊助藝術為教廷服務,只不過規模之大更加另人生畏。在梵蒂岡宮殿本身,他拒絕住在原來的教宗房間裡,因為房間內的奢華裝潢是他所憎恨的前任教宗波爾吉亞家族的亞歷山大六世命人製作的。所以他搬到樓上,請來拉斐爾裝潢他的新房間。房間內的壁畫內容仍是類似讚頌理性、信仰與前基督教時期哲學的光輝思想,不過也特別強調教會的教誨。

拉斐爾畏朱立亞斯創作的幾幅畫則是歐洲藝術史上最偉大的幾幅作品之一,其中包含了〈雅典學院〉(School of Athens),毫不保留地頌揚知識分子的光榮,還有〈聖禮的爭辯〉(Disputation on the Sacrament)與〈波爾什納的奇蹟〉(Miracle of Bolsena)。令人意外的是,我們可以從最後這幾幅畫窺見朱立亞斯原本的宗教崇拜是如何進行的。另外還有幾幅畫,描繪出教宗決心要擊垮世俗敵人對教會的威脅。這些畫包括了〈驅逐海利歐多勒斯〉(The Expulsion of Heliodorus)、〈聖彼得被解救〉(Liberation of St. Peter)(朱立亞斯曾在查恩斯的聖彼得教堂擔任樞機司鐸),還有〈斥退阿提拉〉(Repulse of Attila)

尼古拉曾經計畫要重建聖彼得大教堂,直到西元1506418日,朱立亞斯才放下新的教堂的基石。新教堂花了150年才完成,因為尼古拉所設想的不過是擴建原有的建築,而朱立亞斯卻決定要夷平原有的康士坦丁時期的教堂,以及上千年來逐漸建成的上百座祭壇、聖墓與禮拜堂。他的建築師布拉曼帖(Bramante)所計畫的是一座以使徒聖陵為中心的宏偉圓頂建築,但是詩班席位的位置也要包含進一座巨大又俗氣的教宗墓室。

最重要的是,朱立亞斯對文藝復興時期最偉大的藝術家米開朗基羅予以哄騙、賄絡,甚至恫嚇,要他以壁畫來裝飾西斯汀禮拜堂的天花板,米開朗基羅的壁畫呼吸了人文主義影響下的基督教精神,整個設計頌揚了人體的美感以及創世紀與贖罪的神聖恩典。

16世紀末以前,羅馬已經成為義大利文藝復興的中心,60年以來,教廷已成為文人學者處心積慮晉升高位的途徑。知名的人文主義者競相爭取教廷秘書的職位,他們最後終於佔據了整個教廷的文官系統,在極盛時期,教廷雇用了將近百位人文主義者。就像是教宗們利用畫家及建築師的技巧一樣,他們也利用人文主義者在教育上的技巧來創造羅馬教廷偉大的形象。

在這個過程當中,教廷的神學也正在進行革命性的變化。古希臘文學哲學及其他上古時期學問的再度興起,使得人們重新評估「受詛咒文學」的本質。一種「基督教化的柏拉圖主義」(Christianised Platonism)在當時蔚為風潮。這種思想認為基督教與前基督時期的宗教非但不相衝突,而且基督教正是實現了這些前基督教宗教的精華。不論在古代的埃及、巴比倫,或是希臘,都可以在他們的詩歌或是隱喻中找到蛛絲馬跡,顯示基督所揭示的真理,而且股哲學家的智慧也是上帝所賦予的。這類的思想,可見於米開朗基羅在西斯汀禮拜堂天花板所做的巨作,其中異教得的女算命師與舊約中的先知並肩而坐,同為基督教神祕故事中的預言家。

以上的思想變化過程有可能發展得太過分了。隨著這種「詩的神學」(Poetical theology)的發展,吸納過去的異教思想的形式逐漸演化出有些負面影響。「羅馬人文主義學會」(Humanist Roman Academy)的成員到地下墓室察看古時候的碑文與壁畫、收集雕刻品,以及培養精緻的「西塞羅式拉丁風格」(Ciceronian Latin style)。某些成員也曾經刻意賣弄一些挑撥性的異教主義,內涵包括激進的共和主義以及同性戀。這種對異教徒作者及價值觀的誇大尊崇,即使像是保羅二世這樣一位熱忱的人文主義者,仍然深感不安。他在西元1406年重組教廷(部分的目的是要限制亞歷山卓波爾吉亞樞機(Cardinal Allessandro Borgia)的影響力),減少人文主義者在教廷中的席次。在西元1468年,一樁暗殺教宗的計畫案曝光,其中有60位學會成員被相信牽連在內。

即使事情沒有發展到這種程度的地方,這種文藝復興教廷的自覺式古典文化,代表了教廷本身與基督教已經存在的預設及態度之間的徹底決裂。結果,這種文化不僅不能被人理解,反而觸怒了許多人,歐洲北部最偉大的人文主義學者伊拉斯謨斯(Erasmus of Roterdam)即撰文諷刺一份教廷文件中這種荒謬的西塞羅式矯揉造作。在文件當中,天父被稱為「萬能的天神宙斯」(Jupiter Optimus Maximus)、聖母瑪利亞被稱為「月女神黛安娜」(Diana),使徒被稱為「總督」(legates)、主教則是「郡守」(proconsuls)

對伊拉斯謨斯而言,這樣的造作不僅是小缺點而已,更表明了教廷內部逐漸滋長的「政教分離論」(secularism),而他也不是唯一對此提出批評的人。然而,分離論的源頭並非人文主義,而是歷屆教宗維持教宗領地獨立性的努力。除了西元1454年的「洛迪合約」以外,整個15世紀,義大利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地區,城邦之間的關係反覆無常而且征伐不斷,主要的統治者是幾個殘忍而自我膨脹的家族,其中包括了佛羅倫斯的麥第奇家族、米蘭的史弗爾扎(Sforza)家族,以及黎密尼(Rimini)的馬拉特斯塔(Malatesta)家族。在這些地方勢力的背後,則有著虎視眈眈的更大勢力,因為西班牙及法蘭西已分別宣稱擁有西西里及米蘭的所有權。在法王查理七世(Charles VII)及路易十二(Louise XII)分別於西元1494年與西元1499年大舉向外擴張以後,義大利已成為歐洲政治勢力的角力場。

(Eamon Duffy, 2006. pp:21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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