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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我嘗春酒：春分與社日

邱建一

2009.1.20.《行天宮月刊》2009年3月號，主題連載「藝術裡的節氣與節慶：春分」未刪修底本稿件。2010.3.7.重編為藝術史補充參考教材。

東漢，〈社舞畫像磚〉（拓本），24.2x38.6cm。（四川省博物館）

一、春分、春社與社祭：

春天的第三與第四個節氣是「驚蟄」與「春分」，此時是仲春之月，如果換算為陽曆的話，驚蟄在每年的3月5-7日，而春分在3月20-21日。從這個時候開始大地解凍，萬物復甦，而這兩個節氣都是宣告春天來臨的季節。

驚蟄的物候是「獺祭魚、鴻雁來、草木萌動。」而春分的物候是「玄鳥至、雷始發聲、始電。」古人從實地的經驗裡觀察到，在驚蟄日到臨時，原本冰封的河水解凍，居住在河邊的水獺從冬眠中甦醒出現河邊捕魚，在此同時在秋天南飛的大雁也回來了，草木脫盡枯葉長出新的嫩芽；到了春分時由於在當天是白天與黑夜的時間各半，所以「玄鳥」至（古人以玄鳥為太陽的象徵），而此時天候較為不穩，春雷始響、雨水降臨。

《禮記．月令》曾經這樣地描述過這個季節：

「仲春之月，日在奎。是月也，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勿肆掠，止獄訟。…是月也，日夜分，雷聲始發，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

中國古代社會向來講究人的活動要做到應天合時以順應天地的節奏，「明則有禮儀，幽則有鬼神，其理既成，其分當正。」這是身為有教養的人應該遵從的基本規範。四時變化不僅是季節的變化而已，同時也要在適當的節氣裡做出適當的行為，這是為何《禮記．月令》的記述明明說的是仲春之月，但是從驚蟄到春分要先從「安萌牙，養幼少」開始，還要檢討「省囹圄，去桎梏」，最後才敘述到天候的真實變化狀況。

比較有趣的是早在《禮記》成書的先秦時期，就已經在〈月令篇〉裡提到在仲春之月要「擇元日，命民社」，這兩句話的解釋是：「選擇某個特定的日期（通常「元日」指的是每個月的第一天），舉辦「社日」。」而社日是春秋兩社的通稱，在春天的稱為「春社」，在秋天的稱為「秋社」，而春秋兩社都是農家祭祀祈年的日子。春社在立春（每年陽曆2月3-5日）後第五個戊日舉行，大概的時間點就是在春分的前後，所以古人常常為了省事，而把春分與春社一同舉行，所以春社就成了春分最重要的節俗了。

在《荊楚歲時記》裡曾經有過古人在社日集會的記載：

「社日，四鄰並結宗會社，宰牲牢，為屋於樹下，先祭神，然後享其胙。按鄭氏云：『百家共一社。』今百家所立宗社，即共立社之為也。」

而《東京夢華錄．卷八〈秋社〉》雖然講的是秋社，可是春秋兩社本來就是同一件活動，所以不妨把它當作是春社的相關記載看待：

「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賚送。貴戚宮院以豬羊肉、腰子、奶房、肚肺、鴨餅、瓜姜之屬，切作棋子片樣，滋味調和，鋪於飯上，謂之『社飯』，請客供養。人家婦女皆歸外家，晚歸即外公姨舅皆以新葫蘆兒、棗兒相遺。俗云：『宜良外甥』。市學先生預斂諸生錢作社會，以致僱倩祇應白席歌唱之人。歸時各攜花籃、果實、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

從以上這些史料記載中可知，社日到來時鄰里之間都會舉行稱為「會社」的集會，集會是為了祭「社神」，目的是為了「祈穀」，希望即將到達的春耕可以獲得豐收。在集會時準備各種飲食祭拜，然後大家分食而畢，宴飲至傍晚而歸，當天的飲食包含以豬羊肉與內臟製作的「社飯」、以穀物製作的「社糕」、以及新釀造的「社酒」，甚至邀請戲子藝人舉辦「社戲」…等等。

二、社神、農神、土地公與太陽星君：

春社舉行時，不只是鄰里之間參與集會，甚至也會邀請遠道的親友，甚至是路過的旅人同歡。杜甫說：「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講的就是被邀請參與會社，並飲社酒的情況，從「春酒」兩字可得知，杜甫當天參加的是春社，不是秋社。而王駕也曾說：「桑拓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更是直指在一天的春社集會結束後，大家酒足飯飽歡樂而歸的景況。

社神的來源非常古老，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存在了，祂可能是一種「象徵社群群體共同意識」的神明，而具體形象以村里裡的樹木（尤其是古代常見的巨木、神木之類的大樹）為代表；在《公羊傳．莊公二十五年》條裡更直指：「鼓用牲於社。」而何休的註解是：「社者，土地之主也。」古老的社神隨著時間的移轉，有了更人性化的神格，到了今天逐漸地演變為現代的「土地神」與「土地公」了。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社神後來被認為是土地公可能是一種以訛傳訛的誤解，這是因為社祭的日子太接近農曆2月2日的土地神生日，所以被合併舉辦，最後導致原本的社神被土地神的信仰所取代；社祭的主角應該是「農神」，而農神在稍後演變為大家所熟知的「神農氏」。之所以把土地公生日與社祭混淆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唐德宗李適聽從太子李泌的建議，以「致中和，天地位焉」為理由，在貞元五年（西元789年）下詔廢止「正月晦（農曆1月30日）」，改立「二月朔（2月1日）」為「中和節」有關。根據《南楚新聞》的記載：

「李泌謂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人家以青囊盛百穀果實，更相饋遺，務極新巧，宮中亦然，謂之『獻生子』。」

中和節是唐代特有的節日，到了宋代已逐漸的被淡忘，但是「獻生子」的節俗卻一直被保留到清代晚期。民國初年編纂的《中華全國風俗志．浙江臨安》條記載：

「二月朔，唐宋謂之中和節。後雖不舉，而民間猶以青囊盛百穀瓜果之種相遺，謂之『獻生子』。」

可見得在江浙地區，至少在晚清時期還保留有唐代中和節這個節慶的某些遺風，直至民國初年為止。

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在明清時期又把中和節改頭換面為另一個節日：「太陽節」，民間流傳在這一天是「太陽星君」的誕辰，所以有另一套新的祭典儀式因應而生。之所以把中和節改為太陽節，可能與這一天的日期與春分的時間點相近有關；在春分時白天與黑夜勢均力敵，從此之後白日一天比一天長，而黑夜一天比一天短，在物候上稱為「玄鳥至」，而玄鳥就是金烏，祂也就是太陽，把春分這天看待作太陽星君的誕辰是再也適合不過了。

祭拜太陽星君使用「太陽糕」，又稱為「太陽雞糕」，這種特製的糕餅在上面印有雄雞的圖樣，這是因為民間相傳太陽中有雄雞，所以雄雞代表太陽。其實這個雄雞就是古代的「玄鳥」或「金烏」，村里之人不識這種古代的神獸，所以以祂的外型的近似，就認定祂就是司晨的雄雞。在《燕京歲時記》曾經這樣地描述祭拜太陽星君的糕餅：

「京師於是日（二月朔）以江米為糕，上印金烏圓光，用以祭日。繞街遍巷，叫而賣之，曰太陽雞糕。…二月初一，市人以米麵團成小餅，五枚一層，上貫以十餘小雞，謂之太陽糕。」

但是，由於時間點的巧合，2月1日中和節、同一天的太陽星君誕辰、2月2日土地神誕辰、春分、春社（祭） 這五個節慶幾乎都在同一個時間點發生，後來為了省事就乾脆合併舉行，而後來贏得廣泛信仰的土地神大獲全勝，最後成為代表這些節慶的唯一神明。至於比較晚興起的太陽星君誕辰則退居至二線，成為與民間信仰合併的道教信仰一部份，至今仍然饗其香火。

三、漢代畫像中所見的社日諸神：

由於社日是一個庶民集會的日子，屬於農業社會的傳統節慶；所以，唐宋以後以士大夫階級為主要組成群體的畫家們甚少描繪這個集會的景象，而現今所見有關於社日的諸神描繪，大多出現在漢代的「畫像磚」、「畫像石」的圖像之中。

在藝術史中的畫像磚、畫像石被統稱為「畫像」，因為他們彼此的差異點只在於媒材的差異而已，一個被雕刻（或模印）於青磚之上，另一個被雕刻於石頭之上，它們的功能性相同，都是作為墓葬的裝飾性壁畫使用，而畫像廣泛出現在漢代，一直沿用到唐代還偶然得見。

在考古資料中所見到的畫像，散佈在中國大陸的山東、河南、陝西、四川、江蘇等地，其中又以河南、山東、四川的數量最多，而這些地點都是漢代的經濟中心，發現畫像的墓主通常社經地位較高，除了官宦人家之外，還包含了很多富庶的商賈、大地主階級在內。漢代是中國第一個比較穩定而且富庶的年代，由於政治上的相對穩定，所以經濟發展得較快速。從西漢中晚期開始，隨著民間財富的累積，更加富裕的生活導向追求更具有心靈安定效果的宗教信仰，中國早期神仙信仰在此時形成，而漢代的早期信仰就是魏晉道教的前身。

在政治上漢代流行的是無為的黃老思想，在信仰上漢代崇信的是原始信仰與各種巫術，而這些內容最後都反應到墓葬所使用的畫像之上。由於感慨人生的無常與短暫，所以他們把更多的時間與財富消耗在追求精神世界的自我滿足與物質世界的享樂之上，當時一些文學作品都反應出他們的看法與心願：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夜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齊。」

「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當時的富貴階級，人生的物質世界是很滿足的，但唯一用金錢購買不到的是長生不老，最後終須死亡。既然無法積極避免死亡的降臨，所以他們堆砌金錢與財富，為自己創造一個富麗堂皇的死亡世界–墓室，他們以為這樣至少在面臨最後一刻到來之時，還能夠抓住此生的榮耀與富足。各種畫像就是在這種心理預期的情況下誕生，滿壁雕刻的圖像訴說著有1800年以上的歷史縮影，這些雕刻不只是藝術形式而已，它們的內容反應出當時的社會狀態與積極願望。

畫像呈現出來的主題絕大多數都與宗教信仰有關，另外一部份是與經濟活動相關的主題。當然這些早期信仰的神祇由於太過於原始，所以有時很難辨認祂們的真實身分，但是其中也有些流傳至今的神祇，我們尚可以猜測出它所屬的神格與內容。與社日有關的圖像，比較常見的「神農」、「社樹」、「社舞」與「金烏」，不過由於漢代的社日節慶發展尚未完全，所以這些神祇出現的場合並不是單純的社日或是單一神祇的信仰，而是配套性的與其他諸神共處在同一個畫面當中。

以西元1953年在四川省德陽縣柏隆鄉所出土的〈社舞〉畫像磚來說，在一開時它被認為是描繪收割的畫面，但後來才有學者勉強地從畫面中類似舞蹈的動作，推論它是有關於漢代社日的社舞。當然這種說法還是存有再討論的空間，不過大致上大家都能同意，這絕對不可能是農務工作的畫面，一定是具有某種宗教的含意在內，至於它是否一定就是失傳已久的社舞畫面，則學者們各持己見互不相讓。

〈社舞〉畫像是比較具有爭議性的，但是〈日神、羽人、金烏〉畫像則完全沒有疑問，因為它在1956年出土時與另一個〈月神、羽人、蟾蜍〉畫像呈現配套成對的狀況，既然另外一個是月亮，那麼金烏就是太陽則完全沒有疑義。

在〈日神、羽人、金烏〉畫像中，我們可以看到漢代對太陽的原始認知。既然祂是一個神明，理所當然以神明基本形象的認知來架構，「羽人」就是天上的天神，既然祂會飛，那麼長出翅膀來自然是應有的道理；這位羽人代表的就是太陽，圓形的日盤就出現在身體裡面，而代表太陽的金烏再被包圍在日盤裡，這樣太陽的基本形象就完成了。漢代的畫像大抵就是這種狀況，不管是它們是以多麼原始的狀態呈現，都是出自於當時對神祇的信仰態度，雖然樸拙無華沒有花拳繡腿，但是它們所體現出來的真實內容都是庶民大眾對於精神生活的渴望與追求。

社日只是一種集會的形式而已，在此春分季節，萬物繁滋，一片欣欣向榮。古人用各種方式表達對這個季節的崇敬之意，不管稱它為太陽星君誕辰、土地神誕辰、或是中和節、農神節或是乾脆通稱為社祭，這些節慶的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來源，那就是對宇宙大地的敬畏崇敬之心，與追求生命永無休止循環不息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