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門寺資料集成(30)

 

唐武宗的滅佛運動:

 

會昌法難 

 

邱建一2010.10.04.

於2010.10.7.大幅增修擴充。本篇文章依據「法門寺資料集成」(27)及(28)再度擴充修訂而成,兩篇合而為一,並新增許多內容,主要修改的部份都集中在會昌法難的前後因果關係。讀者可以比較看看,原本的版本與這個新版本之間的差異。


 

 

一、極具爭議性的即位過程:

唐武宗李炎(西元814-848年,西元840-846年在位),穆宗的第五子,文宗之弟,在位七年。

武宗於憲宗元和九年六月十二日(西元814年7月7日)誕生於東宮,生母宣懿皇后韋氏,初名李瀍,他7歲被穆宗封為穎王,22歲時長兄李昂即位為文宗,同時又再加封他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吏部尚書。

開成五年正月二日(西元840年),文宗病危,密詔宰相李玨、知樞秘劉弘逸輔佐太子李成美監國,但太監仇士良、魚弘志為了專權,卻偽造了文宗詔書,立皇弟李瀍為「皇太弟」。二天後,文宗駕崩,二十七歲的李瀍於文宗靈柩前即皇帝位,繼文宗之後成為唐代第十六任皇帝。

李瀍即位之後按照慣例,於次年改元,年號「會昌」。會昌二年(西元842年)群臣上尊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會昌六年(西元846年)再上尊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同年三月,李瀍下詔改名為李炎。

李炎即位的過程是由宦官偽造詔書而被立為皇帝的,所以他初一即位為了鞏固自己的帝位,隨即採取了宦官仇士良的建議,誅殺了太子李成美與擁護太子的官員,這一項慘虐的殺戮行動,造成朝廷上下震動,再加上地方藩鎮對朝廷權力轉移的觀望,在會昌初年時曾有一小段的動盪時期。

太子李成美的勢力被殲滅之後,武宗隨即將整肅的行動轉向獨攬大權的宦官內侍集團,當年有擁立之功的大宦官仇士良被冠上弒殺太子以下犯上的罪名,因而被誅殺且籍沒家財。李炎並藉此機會重用淮南節度使出身的李德裕為宰相,並以此為起點開始鎮壓內廷宦官與各地藩鎮的勢力。在李德裕的指揮之下,割據澤(山西晉城)、潞(山西長治)的昭義鎮劉稹的勢力先被殲滅,之後唐軍趁勝出擊,打敗了分道南下回鶻的侵擾,自此晚唐享有一小段時期的平靜,中央集權的朝廷也享有一小段時期的中興轉機。

所以,歷史上對這位帝王的評價褒貶各半,但大抵上還是認為這位君主算是晚唐的中興明君,《舊唐書.史臣贊》:

「昭肅(武宗)以孤立維城,副茲當壁。而能雄謀勇斷,振已去之威權,運策勵精,拔非常之俊傑,…蹈章武(憲宗)出師之跡,繼元和(憲宗年號)戡亂之功。…。」

 

二、會昌法難的發生原因:

佛教自從東漢晚期傳入中原地區之後,這個外來宗教隨即與統治階級發生密切的關連。魏晉時期佛教就開始與帝王有了密切的接觸,北魏文成帝拓跋睿曾盛讚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開演正覺。」由於帝王的提倡,自此時期開始佛教在中原地區的傳播益發廣闊,深入民間的各個角落。

由於帝王篤信佛教,所以魏晉時期的僧眾享有一些特權,按照慣例,此時僧侶們有免兵役、免徭役、免租稅的權利,但這些黜免其實與國家的利益相衝突,所以在西晉以前,都訂有嚴格的科律,不許人民隨意落髮為僧。

唐代初年,基本上儒、釋、道三教並舉,但是唐代的二十一位帝王除了少數幾位之外,大多是虔誠的信徒,而唐代開國之初又特別規定,「凡沙門給田三十畝,尼姑給田二十畝。」這不但直接為佛教寺院打下經濟基礎,也等於間接地承認了佛教位階於諸教之上的先聲。

但是這些優遇政策,其實也在不同時期遭遇了不小的反彈,佛教寺院經濟的蓬勃發展,影響了國家的徭役與賦稅政策,如果此時的帝王不信佛教的話,那麼遭致整肅可說是必然的現象。佛教在中國遭遇的三次毀滅性的災難,就是在這種寺院經濟與國家利益衝突的情況下發生的。

佛教的災難史稱「三武之禍」或「三武滅佛」,第一次發生在北魏太武帝時期(西元408-542年),第二次發生在北周武帝時期(西元543-578年),第三次發生在唐武宗時期。這三次的大規模打壓行動,以唐武宗的行動最徹底、最直接,歷史學家都相信,若不是武宗於會昌六年(西元846年)猝死的話,那麼佛教有可能因此在中原地區完全斷絕,它將成為歷史的遺跡。

唐武宗是唐代二十一帝當中,唯一一個堅決反對佛教的皇帝,除了因為他本人篤信道教之外,還有另外兩個原因導致他雷厲風行的鎮壓佛教。

第一個因素與政治有關,在武宗展開打壓行動之前,其實武宗並未嚴厲地禁止佛教,只是把道教的地位置於佛教之上而已,但是在稍早之前山西地區的昭義鎮叛變被敉平之後,據說當時許多昭義鎮軍士為了躲避武宗的搜捕,因而遁入沙門以求宗教的庇護。而此事被武宗知悉之後,更增加了他對佛教的反感,所以大規模鎮壓佛教的行動因此而展開。

至於第二個理由與經濟因素有關,在晚唐時期由於先前的帝王極度崇佛,所以佛教寺院僧團的勢力因此極度擴增膨脹,僧侶成為新興的地主階級,再加上按照律法規定,唐代的寺院僧團得以免除賦稅徭役,所以寺院的財富累積得很快,僧侶們都成為新貴階級,因而當時有「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的說法,這種說法或許太過於誇大,但是晚唐時期寺院的興盛由此可見其一斑。

 

三、李炎與趙歸真:

李炎在即帝位之前任職藩王時就已與道教的關係密切,至於他為何與父親、兄長們的信仰不同捨佛教而就道教,則史未詳載,我們只知道他對佛教似乎沒有好感,但他確實被道家的長生不老之術、洗髓換骨之說、養生攝氣之學所吸引,而成為忠貞的信徒。

西元840年,李炎即帝位,他隨即發禁軍千人之數,在首都長安的龍首池修建道教的「靈符應聖院」,並同時召集了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齊聚於宮中,在禁中三殿都設置有「金籙道場」,君臣道士都一起在此修煉道法。李炎又同時賜官衡山道士劉玄靖為銀青光祿大夫、充崇玄館學士,賜號「廣成先生」;他同時也拜趙歸真為師,賜官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並親臨三殿的金籙道場,在趙歸真的主持之下於九天仙壇上受法籙。

武宗的崇信道教在會昌初年時就已很明顯了,宰相李德裕與左右言臣諫官曾不只一次上疏勸諫,而李炎則辯解回答:

「朕宮中無事,屏去聲伎,但要此人話道耳!(趙歸真)亦無甚過,我與之言,滌煩爾。至於軍國政事,惟卿等與次對官論,何須問道士。非直一歸真,百歸真亦不能相惑。」

趙歸真與劉玄靖甚得李炎信賴,他們藉此機會詆毀佛教:「言佛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而據史傳記載,趙歸真以及其弟子還以「李氏十八子傳盡」,而由「黑衣天子」(佛教徒身著黑衣)取代,來蠱惑李氏王朝的皇位即將不保。而李炎本來就對佛教沒有好感,再加上之前的昭義鎮叛軍遁入佛門,佛教寺院又同時享有經濟徭役特權,以致於他頓時興起了打壓佛教行動的念頭。

李炎異常崇信道教,他打壓佛教的同時也未曾忘記過學習道法,但他的目的在於長生不老之術,以求萬世為皇帝。

據說李炎的駕崩與道教的金丹修習之法有關,他命趙歸真召集道士於禁中合煉金丹,而李炎每次服用之後精神振奮,方才30歲的皇帝因而開始縱情聲色之中,甚至藉著調習之法而荒淫無度。

李炎的妃子:賢妃王氏曾勸戒李炎服用金丹乙事:皇上服用丹藥,無非是想求得長生不老,但現在卻日漸消瘦,形似枯槁,應謹慎少服為好。但李炎的回答卻很直接,他說:「朕要的就是換骨!」

會昌晚期,李炎因為服用金丹過度,喜怒無常,旬日不言,會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西元846年),李炎駕崩於長安城的大明宮內殿,年僅三十三歲。群臣上諡號「至道昭肅孝皇帝」,廟號「武宗」。同年八月在宰相李德裕的主持之下,李炎歸葬於「端陵」(陝西三原縣北)。

 

四、會昌法難的醞釀期:會昌元年至會昌四年

會昌元年(西元841年)六月十一日,李炎生日。按照唐代的宮禁慣例,他召集了兩街僧侶及道士四人談經對論,結果兩名道士賜紫,至於佛教僧侶則一無所獲。當時,在長安傳法的南天竺三藏法師對此事極為不滿,這位來自於天竺的僧侶不經同意,隨即不經詔傳隨即擅自入宮,入見李炎後從懷中抽出上表進上,表文的內容大意是說請求歸還本國。據說,李炎對這位天竺僧侶的舉動極為憤怒,當場詔令將這位天竺僧侶收禁五日,不但不放其歸國,甚至把他率領一起入宮的三位弟子脊杖七杖,帶領三藏入宮的通事僧脊杖十杖。

會昌元年天竺僧擅闖宮禁的事件,據信應該是李炎與佛教正式衝突的開始。自此,李炎持續地採取一連串的措施以抑制佛教,最後才於會昌五年(西元845年)七月正式採取消滅佛教的國家政策。

會昌二年(西元842年)三月三日,宰相李德裕奏請,李炎飭令發遣保外無名僧,並禁止設置沙彌。這道詔令的意思是說,各街坊開始清查沒有在僧籍內的僧侶,並且要求這些未登記在案的僧侶還俗,同時也禁止他們收未成年的孩童為弟子。命令下達後,長安城的左街功德使奏報,經過清查後,除年老及戒行精進者之外,還俗者1232人。右街功德史奏報,還俗者2259人。李炎聽奏之後,再度下詔,寺院蓄奴,僧人只許留奴1人,女尼只許留婢2人,其餘一律發還本家,若無家人者由官府處置發賣。

會昌三年(西元843年),李炎再度下詔,僧尼已經還俗者,不得再行入寺。功德使並開始盤查京城內各佛寺的外國僧人的來歷,並且造冊登記以為管理。

同年七月,昭義鎮叛變敉平,但叛軍與其黨徒見大勢已去,紛紛潛入佛寺以求庇護。李炎得知消息後,開始清查各寺院內的僧侶,詔令凡「公案」(功德使登記簿)無名者,皆勒令還俗,並由官府押解遣送回原籍,凡是膽敢窩藏者則會遭致「焚燒經教,毀拆佛像,起出僧眾,各歸本寺」的下場,同時也詔令廢止各寺院佛法講說,以禁止僧團與一般民眾接觸的途徑。這次的行動與先前的幾次清查不同,不只是昭義鎮所在的山西地區而已,唐帝國國土範圍內的各道、州、鎮、府也一體適用,在這一年等於是對全國的佛教寺院與僧團進行總清查,而這次的清查行動也等於宣佈了之後大規模消滅佛教的先聲。

會昌四年(西元844年)三月,李炎再度下詔:

「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王寺、終南五台山、鳳翔府法門寺,寺中有佛指節也,並不許置供及巡禮等。如有人送一錢者,脊杖二十,如有僧尼等,在前件處受一錢者,脊杖二十。諸道州縣有送供人者,當處投穫,脊杖二十。」

這道詔令簡直是完全禁止了各地寺院僧團接受民眾供養的可能性,所以最後的結果是「於是,四處靈境,絕人往來,無人供養。」但是李炎還是有點法外開恩,他也同意「敕准勘責彼處僧人,無公驗者,並當處煞,具姓名奏聞。」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為了讓這些寺院還是有香火供奉,只要造冊奏聞,還是准許寺院內的僧侶進行儀軌等儀式法會。

在會昌四年三月之前,李炎對佛教的整肅,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是針對僧院僧團的浮濫,以及不在籍的僧尼的清查而已,之後才又將管理延伸至寺院對一般民眾的接觸,以遏止佛教勢力的擴張。這些管理與清查行動,其實並不及於寺院與僧團本身的整肅,但此時期只是醞釀期而已,真正的大規模毀滅即將於會昌四年七月到來。

 

五、會昌法難的高峰期:會昌四年至會昌六年

會昌四年(西元844年)七月,唐武宗終於決心要開始消滅佛教在中原的勢力,不過他的行動是有計畫性的,而且是漸進式的。他首先頒佈飭令,拆除天下山房、蘭若、招提、義井、村邑齋堂、以及步入寺額者。地方官吏收其僧尼,皆勒令還俗,不許再入寺院。

在習慣上按照唐代慣例,只有官府賜名擁有「寺額」的才能稱為寺院,而其他的私設佛堂只能以蘭若、招提、義井…等命名。而會昌四年的這項行動目標,首先是針對各地私設佛堂進行整肅,自此只准許官府登記有案的寺院存在,不許民眾自行設立佛寺。在那年的七月份,光是長安城內就拆除了300處私人佛堂,至於其他地區的則沒有資料記載,但想必被毀的私人佛堂數量應該遠遠地超過此數,

同年十月,李炎再接再厲,他又頒佈詔書,飭令拆毀天下小型佛寺,經文佛像移交大寺,各寺的大鐘則轉送道觀。被拆毀的佛寺,不論僧尼皆勒令還俗,並由官差遣押回籍。長安城內因此被拆毀的佛寺32所,其他地區則不明數量。

會昌五年三月,李炎開始針對寺院財產進行清查,並且飭令不許寺院設置莊園,並開始盤點寺院奴婢與貲財,為了避免藏私隱匿,兩京(長安、洛陽)的寺院由禁軍負責清理,而各地寺院特地派遣欽差由中書門下負責清點,已清點的寺院按照財力分為三等,分別造冊管理。

同年四月一日,開始強迫長安城內各寺院僧團凡是不滿四十歲的僧尼,皆勒令還俗,各自返還原籍。據說,長安城內每天因此有300多人還俗,一直持續到四月十五日為止。四月十六日,又再度飭令五十歲以下的僧尼還俗,一直到五月十一日方才告一段落。之後則又再飭令無度牒者還俗,最後則是有度牒者也必須要還俗。

至此,長安城內的僧侶已經完全被強迫還俗,各大小寺院只留房舍而已。至於外來的胡僧,則一樣地成為整肅的對象,凡無祠部度牒者,一律還俗,至於有度牒著,則著令返回本國。李炎並在各寺院門口大大地張貼上飭令,上書八個大字:「科違敕罪,當時決殺。」這二句話的意思是說,如有違反旨意者,立即殺無赦。

唐武宗會昌五年七月庚午,武宗終於下令併省天下州郡縣與各佛寺,他決意想要徹底地剷除佛教在中原的勢力。根據《資治通鑑.卷二四八》記載:

「其上都(長安)、下都(洛陽)每街留寺兩所,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荐福,右街留西明、莊嚴。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寺一所,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留五人。餘僧及尼併大秦穆護,祆僧皆令歸俗。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貲田產併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收銅像鐘磬以鑄錢。」

就在這件詔書頒佈後不到一個月,武宗在八月又再度下詔,這次的詔書不但更嚴厲地指責佛教,甚至還列舉了七月起始的滅佛運動實質成果:

「朕聞三代以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佛)教浸興。是由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致於蠹耗國風,而漸不覺,誘惑人意,而眾益迷。洎於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遠配偶於誡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皆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之構藻飾,僭似宮殿…。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百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

武宗的自從會昌五年七月開始展開的滅佛運動,佛教史稱之為「會昌法難」。他嚴厲地執行拆佛寺、迫令僧尼還俗、籍沒寺院田產的政策,這導致了中原地區佛教勢力大幅的消退,寺院經濟也因此沒落,一直長紅的佛教氣勢也因此衰落。

西元1987年,法門寺的出土文物中有一方名為《咸通啟送岐陽真身志》石碑,在志文中有約略提到會昌法難時期,法門寺所遭遇到的整肅與破壞:

「武皇帝(李炎)蕩滅真教(佛教),坑焚貝多。銜天憲者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蓋君子從權之道也。緣謝而隱,感兆斯來,乃有隴山禪僧師貢章聞□□先朝,乞結壇於塔下。果獲金骨,潛符聖心。以咸通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得舍利子舊隧道之西北角。」

以上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會昌法難期間,負責搗毀此寺所收藏的佛骨舍利的人,故意誤認「影骨」,而讓「真身」躲過法難。後來一個叫做貢章來自隴山禪寺的禪師,在懿宗咸通十二年(西元871年),在舊隧道的西北角發現真身舍利,因此法門寺的佛指舍利又再度重現人間。

至於會昌法難的期間,法門寺遭遇到何等的破壞則史未詳載。不過唐代滅亡之後,五代十國時期盤據於關中地區的強權軍閥李茂貞(後唐時期他被封為秦王),由於個人的信仰與政治宣示上的理由,在長達20年的期間,他曾試圖傾其全力修復這座著名的唐代皇家寺院。根據法門寺出土的《大唐秦王重修法門寺塔廟記》的描述,李茂貞花費20年的精力大興土木,為法門寺重新建造了房舍400餘間,總建築面積約160,000平方公尺。而這麼巨大的面積,還無法恢復原本的法門寺的規模,由此可見法門寺的巨大與會昌法難時期被破壞的程度。

從會昌五年七月到會昌六年三月,僅僅持續了八個月的會昌法難幾乎導致了佛教在中國滅絕。但是,武宗在三月猝死之後,即位的李忱(宣宗,李炎的叔父)隨即在大中元年(西元847年)又再下詔恢復佛教的地位,他認為:

「會昌季年,并省寺宇,。(佛教)雖云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武宗推行的滅佛運動,自此終告了結,佛教也開始重新在中原地區發展。而李忱本人也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他甚至不惜以國家空虛的財政重修各地佛寺,導致「舉國上下,大興土木。」這也使得已經耗弱殆盡的唐帝國更加的衰竭。而李忱之後的諸帝又更加沈迷於佛教,甚至到了佞佛的地步。最後,終於在五十年後唐帝國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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