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門寺資料集成(27) 

 

武宗滅佛(1):

 

會昌法難發生的原因

 

邱建一2010.10.04.


 

一、極具爭議性的即位過程:

唐武宗李炎(西元814-848年,西元840-846年在位),穆宗的第五子,文宗之弟,在位七年。

武宗於憲宗元和九年六月十二日(西元814年7月7日)誕生於東宮,生母宣懿皇后韋氏,初名李瀍,他7歲被穆宗封為穎王,22歲時長兄李昂即位為文宗,同時又再加封他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吏部尚書。

開成五年正月二日(西元840年),文宗病危,密詔宰相李玨、知樞秘劉弘逸輔佐太子李成美監國,但太監仇士良、魚弘志為了專權,卻偽造了文宗詔書,立皇弟李瀍為「皇太弟」。二天後,文宗駕崩,二十七歲的李瀍於文宗靈柩前即皇帝位,繼文宗之後成為唐代第十六任皇帝。

李瀍即位之後按照慣例,於次年改元,年號「會昌」。會昌二年(西元842年)群臣上尊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會昌六年(西元846年)再上尊號「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同年三月,李瀍下詔改名為李炎。

李炎即位的過程是由宦官偽造詔書而被立為皇帝的,所以他初一即位為了鞏固自己的帝位,隨即採取了宦官仇士良的建議,誅殺了太子李成美與擁護太子的官員,這一項慘虐的殺戮行動,造成朝廷上下震動,再加上地方藩鎮對朝廷權力轉移的觀望,在會昌初年時曾有一小段的動盪時期。

太子李成美的勢力被殲滅之後,武宗隨即將整肅的行動轉向獨攬大權的宦官內侍集團,當年有擁立之功的大宦官仇士良被冠上弒殺太子以下犯上的罪名,因而被誅殺且籍沒家財。李炎並藉此機會重用淮南節度使出身的李德裕為宰相,並以此為起點開始鎮壓內廷宦官與各地藩鎮的勢力。在李德裕的指揮之下,割據澤(山西晉城)、潞(山西長治)的昭義鎮劉稹的勢力先被殲滅,之後唐軍趁勝出擊,打敗了分道南下回鶻的侵擾,自此晚唐享有一小段時期的平靜,中央集權的朝廷也享有一小段時期的中興轉機。

所以,歷史上對這位帝王的評價褒貶各半,但大抵上還是認為這位君主算是晚唐的中興明君,《舊唐書.史臣贊》:

「昭肅(武宗)以孤立維城,副茲當壁。而能雄謀勇斷,振已去之威權,運策勵精,拔非常之俊傑,…蹈章武(憲宗)出師之跡,繼元和(憲宗年號)戡亂之功。…。」

 

二、會昌法難的發生原因:

佛教自從東漢晚期傳入中原地區之後,這個外來宗教隨即與統治階級發生密切的關連。魏晉時期佛教就開始與帝王有了密切的接觸,北魏文成帝拓跋睿曾盛讚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開演正覺。」由於帝王的提倡,自此時期開始佛教在中原地區的傳播益發廣闊,深入民間的各個角落。

由於帝王篤信佛教,所以魏晉時期的僧眾享有一些特權,按照慣例,此時僧侶們有免兵役、免徭役、免租稅的權利,但這些黜免其實與國家的利益相衝突,所以在西晉以前,都訂有嚴格的科律,不許人民隨意落髮為僧。

唐代初年,基本上儒、釋、道三教並舉,但是唐代的二十一位帝王除了少數幾位之外,大多是虔誠的信徒,而唐代開國之初又特別規定,「凡沙門給田三十畝,尼姑給田二十畝。」這不但直接為佛教寺院打下經濟基礎,也等於間接地承認了佛教位階於諸教之上的先聲。

但是這些優遇政策,其實也在不同時期遭遇了不小的反彈,佛教寺院經濟的蓬勃發展,影響了國家的徭役與賦稅政策,如果此時的帝王不信佛教的話,那麼遭致整肅可說是必然的現象。佛教在中國遭遇的三次毀滅性的災難,就是在這種寺院經濟與國家利益衝突的情況下發生的。

佛教的災難史稱「三武之禍」或「三武滅佛」,第一次發生在北魏太武帝時期(西元408-542年),第二次發生在北周武帝時期(西元543-578),第三次發生在唐武宗時期。這三次的大規模打壓行動,以唐武宗的行動最徹底、最直接,歷史學家都相信,若不是武宗於會昌六年(西元846年)猝死的話,那麼佛教有可能因此在中原地區完全斷絕,它將成為歷史的遺跡。

唐武宗是唐代二十一帝當中,唯一一個堅決反對佛教的皇帝,除了因為他本人篤信道教之外,還有另外兩個原因導致他雷厲風行的鎮壓佛教。

第一個因素與政治有關,在武宗展開打壓行動之前,其實武宗並未嚴厲地禁止佛教,只是把道教的地位置於佛教之上而已,但是在稍早之前山西地區的昭義鎮叛變被敉平之後,據說當時許多昭義鎮軍士為了躲避武宗的搜捕,因而遁入沙門以求宗教的庇護。而此事被武宗知悉之後,更增加了他對佛教的反感,所以大規模鎮壓佛教的行動因此而展開。

至於第二個理由與經濟因素有關,在晚唐時期由於先前的帝王極度崇佛,所以佛教寺院僧團的勢力因此極度擴增膨脹,僧侶成為新興的地主階級,再加上按照律法規定,唐代的寺院僧團得以免除賦稅徭役,所以寺院的財富累積得很快,僧侶們都成為新貴階級,因而當時有「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的說法,這種說法或許太過於誇大,但是晚唐時期寺院的興盛由此可見其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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