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藝術史資料集成

 

高更眼中的梵谷

  

 

邱建一201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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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更,西元1888年,〈正在畫向日葵的梵谷〉。


 

雖然高更在生命將盡時曾留下了回憶錄式的手稿,但直到1923年《之前和之後》,1951年《畫家閒話》(Racontars de rapin)才相繼出版。他在梵谷逝世近15年後,才公開他的回憶與梵谷在阿爾同居時期的悲劇性插曲。

以下有關於梵谷的記述,摘錄自《之前和之後》(1902年著述,1923年出版)

 


 

長久以來,我一直想寫梵谷的事,有天等我有心情的時候,一定會提筆的。目前我只想敘述一些關於他―或說是我們的事,這可糾正某些圈子裡的錯誤傳聞。

在我生命中某些長年好友的發狂,應為純屬意外之事,梵谷兄弟便屬此例。但有些人,不管是出於惡意或天真,竟將他們的發狂怪罪於我。當然某些人能影響朋友到某種程度,但導致瘋狂未免離譜。

文生在那件慘劇發生很久之後從療養院寫信給我。他是這麼寫的:

「你真幸運能待在巴黎!那裡有權威的醫生。你實在該去找一位專家來治療你的瘋狂。我們不是都發瘋了嗎?」

那真是合理的建議,因此我沒有接受,因為事實正好相反。

《法國信使》的讀者應可從幾年前所刊載的一封梵谷的信中,看出他當年是如何堅持要我去阿爾和他一起設立工作室。我那時正在不列塔尼的阿凡橋作畫。不管是因為我對那地方的研究使我產生留戀,或是我模糊地預知到將有異常的事發生,我觀望了一段長時期。直到那天我推不掉文生的熱情邀約才出發。

我極晚才抵達阿爾,並在一間不打烊的咖啡館等待天亮。

店主看了我一眼便叫了出來:「你是他的朋友,我認得出來。」

我送給文生的自畫像說明了店主認得我的原因。文生給他看我的自畫像,並說這位朋友不久後即會抵達。

我在不早不晚的時候去叫醒文生。那天都在忙著安頓、敘舊和四處欣賞阿爾的風景和美麗的阿爾人中度過(但我無法對他們提起興趣)。

我們第二天便開始作畫,他繼續畫他原本的畫作,我則重新開始。我的天分限制,使我永遠無法像別人那般揮灑畫筆。那些畫家一下火車,拿起調色盤,兩三下便畫出陽光的效果,等油畫一乾便去盧森堡拍賣,上面簽著卡洛斯.杜蘭(Carolus Duran)的大名。

我不欣賞這類畫,但欣賞這種人。

他如此有自信而沉穩,我則這般猶豫和焦慮。

不管我到什麼地方,我都得花一段時期培養情緒,來學習植物、樹木或大自然的本質。自然是如此富於變化而且反覆無常,從不輕易流露它的本質。

我清楚地捕捉到阿爾的風土人情已是數週之後的事。儘管如此,我們仍持續地作畫,尤其是文生。我們兩個,一個是火山,另一個內心正在慢慢沸騰。一場爭鬥正在醞釀。

首先,所有的東西都亂七八糟。他的畫盒小得不足容納所有的顏料軟管,軟管的蓋子也從不蓋好。但儘管畫具亂成一團,他仍畫出精彩的畫,且說話字字珠璣,都德(Daudet)、德‧龔古爾(de Goncourt),《聖經》深深烙印在這荷蘭人的腦海中。阿爾的碼頭、橋樑、船隻,整個法國南方對他而言變成了另一個荷蘭。他甚至忘了要用荷蘭文寫信。從那些已出版的,寫給他弟弟的信中可看出,他可使用非常優雅的法文,不斷使用「不論」和「至於」這類句型。

儘管我努力從他那混亂的思緒中理出他批評觀點的準則,但我無法理解他的畫作和理論之間的矛盾。比如,他極為欣賞梅索尼埃(Meissonier),至為厭惡安格爾。竇加和塞尚則是不值一提。他想到蒙蒂賽利(Monticelli),眼眶便充滿淚水。

讓他不悅的是,雖然我短短的前額是白癡的符號,但他必須承認我的智慧高超。外加上我的性情溫和,極負宗教的利他精神。

我從第一個月開始,便看出我們的共生經濟情況出現同樣的混亂。我要怎麼處理這件事呢?我們的經濟狀況很不穩定,雖然他在古庇藝術工作的弟弟總會會些錢來,我也賣些畫使我們不致缺錢。但我總得把一些是挑明了說,一說又免不了要傷到他那極度敏感的心緒,我拐彎抹角且小心翼翼地提出這話題(很不和我的個性)。我必須承認,事情比我預料中還要好處理。

我們在一個盒子裡放的錢是供作「有益身心的」嫖妓費、香菸錢,和急用(包括房租)。我們拿錢時要在盒子上的一張紙,用鉛筆誠實記下數目。另一個盒子裡放剩餘的錢,將它分成四份,做為每週的伙食費。我們沒再去那家小餐館,我用小煤氣爐煮飯,文生去買食物,我們都只在房子附近繞繞。有次文生試著煮湯,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混合材料的–也許和他混顏料的手法相似,反正是無法下嚥。但我的文生大笑著驚呼:「達拉斯康!模仿都德的軍帽!」並用粉筆在牆上寫著:

「我是聖靈,我心智正常。」

我們究竟住在一起多久?我完全記不清了。雖然那災難迅速降臨,但我畫畫的速度很快,而那段時期彷彿發生在一世紀之前。

大眾從未懷疑我兩在那段時期的大量畫作,對我們自己(或他人)而言,相當重要。有努力就有收穫。

我抵達阿爾時,文生正在實踐新印象派手法。他的畫作錯誤百出,使他沮喪。並不是因為這門學派(像所有的學派一樣)不好。而是因為它並不適合他無耐心的獨立氣質。

他費心在紫色上面畫上黃色,努力採用補色畫法,但最後呈現的卻是微弱暗淡、不完整和單調的和諧。這篇樂章就像是缺了喇叭的聲音。

我試著啟發他,這相當容易,因為他內心是一片豐饒的園地。就像所有具原創性和獨立個性的人,文生不怕周遭的人,亦不堅持己見。

從那天開始,我的梵谷便進步神速。他似乎看見他內心的一切,在畫布上揮灑片片陽光。

 「你看過那詩人的畫像嗎?臉和頭髮,黃色色調;衣服是第2號黃色色調;領帶,第3號黃色色調,跟翠綠色的別針浮顯在第4號黃色色調的背景上。」

這是一位義大利畫家對我說的畫,他又說:

「狗屁,什麼都黃色的。我不懂什麼叫繪畫了!」

沒必要在此探討繪畫技巧的細節。我這樣說你就知道,梵谷從我的指導中不但獲益匪淺,且沒失去一絲原創性,他每天都為此感謝我。因此他在寫給奧利耶的信中說他受益自高更良多。

我剛抵達阿爾時,文生仍在摸索階段,而我年紀比他大得多,已經是個成熟的人。我也從文生那兒得到一些東西,我透過他的肯定,對我早期的繪畫概念更有自信。還有呢,在萬事不順時,可以安慰自己還有人比我更不快樂……

我快離開阿爾前,文生變得非常無理和吵鬧,有時又沉靜無聲。有些晚上我會突然驚醒,發現文生起身像我的床走來。

我為何會在那刻驚醒呢?

我只要非常認真地跟他說:「怎麼回事,文生?」他便會不發一言地回去陷入沉睡。

他在畫他非常喜愛的向日葵靜物畫時,我突然像畫下他的畫像。我畫完時,他說:「那是我沒錯,但那是發瘋時的我。」

  那晚我們去咖啡館,他點了淡苦艾酒。

他突然將酒連玻璃杯扔向我的頭。我連忙低頭避開,用手臂抓住他身子,離開咖啡館。中途穿越雨果廣場。幾分鐘後文生便躺在床上睡著了,直到早上才醒來。

他醒來時,非常冷靜地跟我說:「親愛的高更,我依稀記得昨晚冒犯了你。」

我回答說:「我完全原諒你。但昨晚的事有可能再重演,如果我被擊中,也許會失控還手。最好是讓我寫信給你弟弟,通知他我要回去了。」

老天,那混亂的一天!

那晚我無精打采地吃完晚飯後,想單獨出去走走,呼吸新鮮空氣,聞聞石南花的香味。我正要走完雨果廣場時,聽到背後傳來一陣熟悉的腳步聲――短促而迅速。我轉身時,正瞧見文生衝向我,手中拿著一把刮鬍刀。我那時臉上的表情一定十分恐懼,因為他突然停止,低下頭,然後跑回房子去。

我是否太沒警覺了?我不該奪下他的刀並讓他冷靜下來嗎?我常自問良心,但認為無愧。

要怪我的人就儘管丟石頭吧!

我直接衝到阿爾的一家旅館,問了時間後,便訂房上床睡覺。我一直很焦躁,直到早上3點才入睡。我很晚才起床,7點半。

我走到廣場,那裡擠滿了人。在我們房子附近有些警察和一位戴圓頂禮帽的矮紳士,他是警察局長。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梵谷回家後便立即把耳朵割下。他一定花不少時間止血,因為隔天樓下兩個房間內的地板瓷磚上,散落著濕毛巾。兩個房間內和通往我們臥室的樓梯上全是血跡。

等他覺得精神好到可以出門後,他戴上一頂巴斯克里雷帽,蓋住整個後腦袋,直接走到一家妓院,將他已洗淨並放在信封裡的耳朵遞給門房。「拿去吧!」他說:「這是我的紀念品。」然後他又直接回家,倒頭就睡。但他仍記得關上百葉窗,並在窗旁領一盞小床頭燈。

十分鐘後整個街頭吵雜不安,妓女院更是雞飛狗跳。

當我出現在我們房子的大門口時,對這些還一無所知。戴圓頂禮帽的紳士厲聲問我:「你對你的朋友做了什麼,先生?」

「什麼意思?」

「你心裡清楚,他死了。」

我絕不希望任何人也遭遇這種情況。我好幾分鐘後才穩住身子,並回過神來。

憤怒和悲傷讓我喘不過氣來,那些想將我碎屍萬段的眼神令我羞愧。

「好!先生…」我結結巴巴地說:「我們上樓去把事情弄清楚。」文生蜷曲的身子躺在床上,在被單遮掩下,看起來毫無生命跡象。我非常溫柔地觸碰他的身體,那份溫暖告訴我他一定還活著。而我的心智和精力突然好像完全恢復了。

我悄悄對警察局長低聲說:「先生,請你小心將這人叫醒。如果他問起我的行蹤,就說我去巴黎了。再讓他看到我,他也許會受不了。」

我必須承認,從那一刻起,那位警察局長非常有理性,並請了醫生和馬車過來。

文生一醒,便問起我,要他的菸斗和菸草,甚至還想到樓下的現金盒子。無疑地,他這份懷疑使我更為痛苦。

文生隨後被帶到醫院。他一到那兒之後,心緒又開始不清了。

有興趣的人知道後來的發展,沒有必要再做深入詳述。梵谷此後在療養院中受盡痛苦,但仍能每隔數月恢復理智,並留下現在眾所周知的名畫。

他寄給我的最後一封信是發自靠近蓬城(Pontoise)的奧微斯(Auvers)。他信中說原本希望康復後,能來不列塔尼看我,但他知道不可能完全痊癒:

「親愛的老師(這是他唯一一次使用此字),在造成你的沮喪之後,我想,在神智清醒中死去,比在瘋狂狀態下有尊嚴。」

  他用手槍朝著自己肚子開槍,在床上躺了數小時,抽著菸,神智清明地死去,心中仍充滿著對藝術的熱愛,不怨恨任何人。

朵倫(Jean Dolent)在《怪物》(Les Monstres)中寫道:「高更說『文生』時,口氣極為溫柔。」

他雖不知以上的事實,卻猜對了。而讀者們知道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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